以上海博物馆教育项目为案例，从线下、线上、线下+线上三个维度，分述与评析不一样数字技术的运用。通过一系列分析得出结论，数字化技术在导览服务的智能提升、文物纪录的视觉效果升级以及对互动类教育的传播普及和监控等方面，拓展了博物馆公共服务边界。在享受数字化带来创新“红利”的同时，博物馆人员仍需坚持教育内容的核心地位，理性运用技术服务教育实践，并且为拥抱新技术要做出更多学习和努力。
数字时代的来临，为充分的利用文物数字资源带来了新契机，数字化信息可复制、易传播、便保存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对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中必然发挥出及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持续不断的发展，博物馆公共教育的数字化升级已成必然趋势。数字化能为观众提供更便捷、多元的服务，但对于博物馆来说，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线下”转为“线上”，而是要立足博物馆自身教育方法的理念，通过数字技术等辅助性手段，探索适用性更强的博物馆教育方式，从而更好地服务观众，为博物馆教育开创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
本文以上海博物馆部分数字化教育实践为例，结合数据分析和现场调研，讨论不一样数字化项目的优势与不足，进而引发对未来博物馆数字化教育的一些思考。
百年之前，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的概念时就曾指出，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美育场所，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自然、历史的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了一份关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报告——《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职能与公众参与》，其中将教育摆在博物馆公共服务核心的位置，并回答了诸如“如何让拥有巨大潜力的博物馆在人群中发挥广泛的作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1]。进入21世纪，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在全球范围内慢慢的受到重视，2007年国际博协在“国际博物馆日”主题阐释中指出：“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正在发生根本和急速的变化。由于数字化和经济化的影响，在博物馆承担的五项主要任务中，宣传教育已经变得最重要。”有学者觉得，数字技术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影响拓展了教育发挥作用的时空性、学习的广泛性，同时也对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在技能、知识、素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毫无疑问，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自始至终都是这个公共场所的重要命题，而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进步无疑让这个“命题”处于更加显眼的位置。
在全球多元、开放的大环境下，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如今正迈向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慢慢的变多的博物馆借助数字化手段和互联网思维，让文物跃然于电视、网络、手机或其他智能终端等各种媒介之上，例如：数字博物馆、线上展厅、智能导览，通过制作影像、开发游戏、还原场景，甚至创造新空间等，不断地尝试与观众建立新的关系。例如在英国博物馆数字化战略下诞生的“口袋里的大英博物馆”“艺术融入生活”社区学习计划等，英国博物馆相继推出基于数字化设施的更优化的博物馆展教项目，使得博物馆朝着更加开放、共享、个性和参与的方向发展[3]。5G、人工智能（AI）、混合现实（MR）、增强现实（AR）、元宇宙（Metaverse）、虚拟数藏（NFT）……可以说数字技术是一种手段，它虽无法改变博物馆的本质，但能成为一座桥梁，连结博物馆与公众，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
2022年上海市文旅局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元宇宙新赛道布局，探索新科技、新模式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场景”。“后疫情”时代，上海博物馆逐步学习掌握技术运用的主动性，从对现有教育服务的数字化升级和开辟教育新形式两个方向推动实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虚实结合，提升教育服务的品质，延展教育活动边界。
参观博物馆时，普通观众愿意花在单个文物上的时间很少（几秒或十几秒），也不会认真阅读文字说明，有些甚至30 min后就对展览失去兴趣。我们一定要承认，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一直存在“阐释不足”的难题，这里的“不足”不是展品信息的不足（有时信息的堆砌反而会让观众远离文物），而是如何创造在专家表达和观众理解之间的链接。事实上，观众并非是到馆里上历史课，但也不意味着观众没有理解展品背后故事或别的信息的需要。
随着博物馆的免费开放，观众对博物馆参观提出更加多样的要求，比如：了解除说明牌之外的文物知识，在有限时间里快速饱览馆藏精品，有相对独立的“导览空间”等。美国博物馆协会在“博物馆观众研究”中指出：“只有当博物馆意识到并且对不同观众的需求和兴趣做出应对时，不同观众才会来到博物馆汲取知识，并从中获益。”[4]
针对线下导览服务，在现有语音导览的基础上，上海博物馆推出“微信导览”“智慧导览”服务。其中“智慧导览”是以平板电脑为载体的智能导览服务系统，利用蓝牙无线感应定位参观者，系统根据观众的定位在平板电脑上弹出附近的文物图像，观众可自主选择想要了解的文物（见图1）。其主要特征是集成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以便捷、智能、人性化的优势，通过实现游客定位和行为识别等功能，在文物解读上与观众实现智慧互动（见图2）。在“智慧导览”系统中，不仅有文物语音、图像、动画的解说演绎，还增设游戏互动，阐释方式更轻松，适合青少年使用。
智慧导览服务的“主动性”提升有很多方面，其中一项是教育方法的理念的优化升级。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理念称为“先行组织者（advance organizer）”，其最大的作用是呈现出先于学习本身的一种引导性材料。譬如在学校教育中，老师经常会给学生提供这样的“引导材料”，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具有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所学内容形成总体印象，这样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增强学习效果。上海博物馆单日接待的游客群体多种多样，有大量游客是第一次来到博物馆，他们常常对自己所处的展厅环境和展览内容感到茫然。“智慧导览”系统里“主动弹出文物”的设计，即是一种基础的“先行引导”手段，让观众可以预览前方即将看到的馆藏精品，不仅缓解了观众初次参观的陌生感，而且有效压缩寻找“干货”的时间，满足“高效看展”人群的需求。
未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观众感知与学习的方式，从而完善更多的“引导材料”，提高智慧导览服务的主动性。例如在参观开始前，主动告知观众展览的概况；在参观过程中，根据观众实时定位告诉他们还能够继续发现什么，或者利用“大数据”告诉观众哪些文物更受大家青睐；参观结束后，为观众生成一份个人观展数据图景，在不过度干扰的前提下，让这种主动性的服务融入参观全过程。
我国在2020年底已全面进入数字电视时代[5]。2022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百城千屏”活动实施指南》，要求加速推动4K、8K超高清视音频在多方面的融合创新发展，丰富超高清视音频服务场景[6]。新技术发展加之政策鼓励，为制作更加精美的数字影像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传播基础。2022年上海博物馆为纪念建馆7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影片，其中历时2年制作完成的4K超高清文博教育纪录片——《上博的至宝》（见图3），在馆庆之际完成了首轮播放（包括数字电视和互联网平台），播出期间数字电视节目的收视用户总数约2.8亿人次。除了受益于数字电视的普及化，《上博的至宝》纪录片之所以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根源在于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且有效发挥出4K技术的优势。
首先，使用支持高码流拍摄的4K电影摄影机，并在此基础上选择50fps（frame per second）来执行拍摄，保证了画面每秒的传输帧数，从而大大提升肉眼可看到的细节和流畅度，实现了文物细节画面的可靠表达。
其次，使用探针镜头配合电子轨道拍摄。探针镜头作为4K技术下一个较为新颖的应用，其特点是以相对接近人眼的视角（24 mm）近距离拍摄对象，这种镜头在当下的美食类和自然类纪录片中被经常使用，而用在文物拍摄中较少，因为探针镜头对布光和运镜技术要求非常高。相较于传统长焦微距的拍摄方式，探针镜头可以打开微距摄影的新视角，在运镜方式和轨道设计方面较常规镜头更为大胆，可呈现更强的透视效果，造成一种微观的“壮观”景象。最终的画面呈现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每件文物巧夺天工的细节，让观众跟随镜头，进入一个更细致、更丰富、更广大的世界。
最后，选择稳定性强的LED灯光辅助器材。4K镜头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展现美的同时也能暴露丑，因此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创造合适的光影，尽可能呈现文物最美的一面，不仅如此，在新的布光下，观众还能看到文物在展厅外的另一种美。
近几年文博类节目从冷门到火热，问题也随之逐渐暴露出来。由于专业壁垒和学术视野的限制，主创人员在节目立意策划阶段就会感到力不从心，最终节目呈现形式大于内容，看似包罗万象，实则蜻蜓点水。回到艺术生产本身，一部高质量的公共艺术教育作品，外在技术的加持是用来表现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内在的“意蕴”“理念”才是需要创作者潜心打磨的“真理”。
《上博的至宝》在保证画面形式美感的同时，对内容挖掘的深浅度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也经历过多次反复修改和调整。该纪录片每集讲述文物6件左右，每件文物时长约5 min，以专家讲述为主，辅以简要文字说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媒体主导的倾向。这部片子的优点在于对每件文物的知识性、观赏性演绎较为出色，可以单独剪出，作为后期的短篇教育节目，但是目前每集的主题设定仍相对传统，缺少一根“漂亮的线”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因此，要做到“秀外慧中”“深入浅出”并非易事，尤其是专业性强的文博纪录片，知识性、普适性、审美性各方协调，对博物馆教育人员、制作团队来说，都要进一步学习和提升。
2022年7月底，上海博物馆推出“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首展“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无论展览规模、展品数量还是展品等级，都堪称上博2022年举办最重磅的精品大展[7]。展览期间，游客参观热情高涨，由于疫情原因，依然有很多观众无法亲临现场。因此，除了常规的文物导赏、教育资源的微信推送之外，上海博物馆增设多场专家直播导览、线上讲座，推出“海上博物”数字藏品发售，以及互动小程序——“何以中国”数字媒体展（见图4）。该项目通过数字化科技扩大文物的线上展示空间，以寓教于乐的互动手段创新文物多元化教育形式，着力增强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文物的关注和喜爱[8]。
“发现式”教育的提法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博物馆教育，是现代博物馆教育四种模式之一（即：“说教解释式”“刺激反应式”“发现式”和“建构主义”）[9]。“发现式”教育的特点是：主动与外界信息的交互，人们可以通过主动探索，去了解一个全新的知识。“何以中国”数字媒体展小程序是一个针对主题特展的教育项目，结合特展“考古”主题+“发现式”教育方法，整个互动以“历史长河”为概念背景，用“挖掘时间胶囊”来激发人们的探索欲，如果答对所挖的“时间胶囊”抛出的问题，就能收集里面的文物，最后存放进“我的博物馆”中，生成属于自己的“文物展”。在答题的过程中，参与者会自己发现对文物是否认识、认识得是否准确，通过游戏的反馈进而引导他们获得深度理解。
除了内容的设计，小程序的大小、网速快慢、手机内存运行、内容页的识读难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观众对互动的耐心程度。该小程序的整体结构非常简单，没有复杂的逻辑，也没有多余的炫技，互动动作直接明确，反馈速度快，适应观众当下对互联网内容“快速获得”的心理需求，并且游戏中文物出现的整体顺序与现实观展顺序保持基本一致，契合参观动线，不会出现时代错乱。为了进一步增强用户使用的持续性，我们增加了简单的激励政策——抽奖（展期内提供），观众为了提高自己的中奖几率，会考虑转发分享等行为。
2022年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会”）期间，上海博物馆首次将“何以中国”数字媒体展（线下版）互动项目列入参展内容。在保留主体设计的前提下，“线下版”从手机搬至触摸屏，缩短整体互动时长，并且增加奖品数量来吸引观众。这样的调整适应了现场参观人群的需求（既无特定目的，又有趣且有收获），因而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尤其受到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喜爱。
互动内容紧扣展览文物，是让观众主动停留的核心要素。对于互动文物的挑选，并没有单纯依靠“重点”展品清单，而是从教育需求出发，以器物的造型、功能、纹饰、寓意作为参考要素进行选择。设计上，结合特展“夏商周”三代在展厅的整体色系设计相应的手绘背景，每一个问题对应的知识点都以“手绘/动画+文字”的图文组合方式，向观众作解读。
有学者指出，博物馆互动对观众的吸引力可表现在：要有清晰的辨识度引起观众注意，互动要深入内涵不能浮于表面[10]。经过展会现场的整体考察，发现在线下能够吸引观众的数字屏幕有2种：一种是演绎类，通过视频内容吸引观众；另一种是强交互类，即视觉特效强、主动性强的交互设施来吸引眼球。在具体设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友好的互动形式包括教育内容的难度、交互动作的难度、画面展现的生动与否、互动的时长及流畅度、互动全程的逻辑闭环、互动的激励政策等，都是直接影响观众能否继续的因素。
针对答题类互动，在问题的设置上，如何既引起观众兴趣又能实现教育目的，未来仍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积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面的观众，我们为同一件器物设置“先易后难”两道问题。结合线上、线下两版数据分析，线下版正确率偏高的原因，除了文物数量设置对正确率存在影响的可能外，在现场通常会出现多人一起商量答题的情况，因而正确率也会提高。从现场的口头调研反馈来看，人们普遍觉得题目不难做（平均85分），但是针对线分，目前没有设置反馈接口，未来可以增设“观众调研”环节，从而继续优化项目，进一步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上海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服务远不止此，本文仅以个别案例管窥蠡测，针对前文分享的内容，对未来博物馆数字教育引发出以下思考：
首先，观众是博物馆教育的核心，充分的利用数字技术能更精准定位观众。精准定位观众的重要性在于合理配置博物馆教育资源，优化教育产出成果。近些年，疫情的冲击让人们不断讨论环境、生存以及自我认知的转变，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下，需要博物馆人员对国内外环境、社会心理有更强的敏锐性和接纳度，并做出快速反应。有效利用“大数据”感知并分析观众的行为、心理等现象，寻找不同观众的切实需求，从而创新教育项目，实现博物馆教育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呈现。
其次，数字化推动博物馆教育功能升级，带来博物馆组织架构的变革。从数字资源利用角度，未来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信息资源的扁平化和可及性使得数据共享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数字资源的教育转化，绝不是将原先内容从线下复制到线上，它是一个需要不相同的领域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例如文物研究、文物保管、数字工程、艺术设计、公共传播等）进行多学科交叉合作的转化结果；从教育功能升级角度，单纯的“知识输出”早已不能够满足观众对博物馆教育的期待，特殊群体关怀、儿童探索启蒙、艺术疗愈等让博物馆与观众有更加实用的社会性联结，激发博物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对博物馆人提出更高要求，产生更大进步空间。因而，从职能结构上进行更新和分工管理，在确保内容专业性的前提下提升项目质量和工作效率，或许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
最后，内容与形式的理性结合。在技术选择上，要始终保持“取精去糟”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教育内容，选择正真适合的技术来辅助教育手段，在技术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动态平衡中不断探索，理性使用，防止为博取眼球而本末倒置的现象。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充分的发挥技术赋予文物“活起来”的一面，而且对活动效果要有尽可能完善的数据监测和反馈机制，不断总结经验，来保证博物馆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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